良渚文化玉器

    距今5000―4000年的良渚文化与东北红山文化并驾齐驱，使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发展到最高峰。良渚文化于1936年发现于浙江余姚县良迟镇，1959年正式命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抵钱塘江，北至江苏中部（主要是长江以南）。良渚文化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次胎黑土陶为主要特征，大量玉器出土也是其重要特征之一。

　　太湖地区的玉器，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进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经历了一个数量由少渐多制作由粗糙到日益精致装饰由索面发展到繁婚的纹饰，形体由细小而曰趋大型化的过程。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滨文化的玉器玉质较为粗劣，硬度不高，均为素面无纹的小件根、管、珠等装饰品制作工艺还很粗陋，一般仍是沿用旧石器时代制造石器的传统工艺，表面磨制较为粗糙钻孔多不准而偏离中心表现出原始将征。至拗泽文化时期，先民们已初步具备鉴定玉村的能力，软玉的使用就是较好的证明，玉器的种类也有所增加，环、斧的出现表明玉器已有大型化的趋向同时也标志着制作技术的发展。鉴于论泽文化已开始使用硬度较高的软玉制作器物，故推测此时可能已出现了石英砂等介质，从器物表面打磨光滑的程度来看，当时已有了较高的抛光技术，钻孔技术也略有进步。继题泽文化以后的良渚文化，其玉器在数量、质料、造型、纹饰、制作技术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飞跃。数量自不必说，质料虽颇庞杂，但绝大部分为质坚色美的透问石、阳起石软玉，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硬度为4的蛇纹石玉。良渚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石英砂已被广泛运用，考古工作者在寺墩良洛文化墓中已发现可以琢玉的石英砂，管钻法已普遍运用到钻孔技术中，在良渚文化墓中就曾发现有管钻剩下的棕蕊。这时琮、璧等大型玉器的孔璧上留有螺旋纹或垂直的台阶痕迹，这往往主要是因为玉质坚硬对工具不断磨损以及钻孔时对位不准造成的。小件器物一般使用程钻，但由于工具的磨损总会造成进孔处较大，愈深则孔愈小，这是金属钻孔工具出现以前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对良给玉器的工艺的考察，此时很可能已出现了旋转性的原始砣具。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在江苏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武进寺墩，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贩、上海县马桥，青浦县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重要遗址中已出士数目多至上千件的玉器，其玉质之精美，品种之繁多，技术之精湛，令人赞叹不已。

　　良渚文化玉器大多失去了原有的半透明光泽而呈粉白色，这是因长期埋于地下受浸蚀所致。

　　福泉山墓地出土的唯一的一批受浸蚀较小的玉器，其颜色呈黄绿色和黄褐色，一些玉器经鉴定属透问石――阳起石系列软玉，少数为叶蛇纹石、和石英，玉料的来源应是就地取材。

　　良渚先民在治玉技术上普遍采用砂解法，即用砂和水加解玉工具通过磨擦来切割玉料。从玉器留下的痕迹观察，当时以片状硬性物件作直线运动为特征的领切割和以弦状硬性物件作弧形运动为特征的线切割两种方法结合，运用于玉器的镂孔。玉器上细密的阴线花纹，主要是用手玉直接雕刻的这些细若游丝的阴线往往由若干条划痕拼组而成。玉器雕成后，表面还要打磨光滑达到光可鉴人的效果。良渚文化的琢玉技术代表了新石器时代用玉工艺的最高水平。

　　良渚文化玉器种类按照器形来分有球、璧、冠状器、三叉形器、柱形器、锥形器、锄、半圆形饰、琐、牌饰、串饰、新月形饰、动物形饰、带钩、钺、端饰和柄形器等。从用途来看，璧、琮、冠状器、三叉形器、镇为礼器，是史前时代人类用来崇拜神灵的利器。这标志着中画古代部分玉器已开始脱离现实生活，逐步被蒙上神秘的面纱而走上神坛。
      良渚玉器气势雄伟，讲究对称均衡，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其表现手法以阴刻线为主辅以淡浮雕，并出现了圆雕、半圆雕、镂空等难度很大的手法，饰纹已采用立体纹、地纹、和装饰效三位一体，称为“三层花”，即第一层用阴刻线刻出云纹，直线，涡纹等为底纹，然后用浅浮雕的手法表现轮廓，最后再以阴刻线在凸面表现细部。如良澳玉器的兽面纹常以单（双）阴线刻的圆圈象征眼睛，两眼之下用淡浮雕出路呈长方形界，其上增配桥状隆起，似如鼻梁，少数在员下阴刻出嘴部；或再以弧线勾勒出脸庞，嘴部有探牙者易呈圆角长方形，有眼睑和鼻梁或额，无徽牙者，易呈蒜头形，无眼睑和鼻梁或额。纹饰着重强调图像头部结构；尤其是以图纹为中心刻画出具、牙齿成图时多采用正视投影。为解决背面平面形象的呆板，设计者匠心独运地采用两个侧面表现立体图形的方式，将原本单调、呆板的背面形象表现得面目狰狞、变幻莫测，令人惊然而惊，称其为“狰狞的美’或‘狞厉的美’，是很恰当的。

　　1986年和1987年发掘的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的新型玉器，使我们对良话玉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些玉器除常见的琮、璧。锡等器形外，还见有组装件、穿缀件和镶嵌